新书《岛上》出版了，想上传封面，结果告知文件太大。别处都能上传的好伐。没一个功能是方便的，字也忽大忽小。还继续在这儿贴，无非因为惰性，聊胜于无。有兴趣的，到豆瓣看我吧，链接在左栏里。

C长推荐我看他整理出来的Closer台词片断。于是有了念想，重新把电影看一遍。对于一部基本靠对白推进的电影，买到一个翻译次滥的版本，是非常要命的，练了一个多小时听力，情绪精神皆疲惫。

对白好，那是必然，毕竟缘于舞台剧，科班出身。

人物性格安排得周正错落。两名女主，分别是女人和女孩；两名男主，分别是野狼和绵羊。不出错，也不出彩。台子搭稳了，戏容易唱。

对白以外的元素，有些小心思，比如娜塔丽•波特曼的发色和克里夫•欧文的服装在各场戏中的变化，又比如裘德•洛面对朱莉娅•罗伯茨时不戴眼镜，面对波特曼时戴无框眼镜，他与波特曼初次见面，波特曼摘下他的眼镜擦拭。如果非得较劲，这些个象征寓意可说一通，不过都是随手拈来的小花招，没技术难度。

真正拼的，还是对白。对白有难度，靠对白推进更有难度。我讨厌罗嗦的电影，电影从根子上说，不是关于语言的艺术。像伍迪·艾伦那种知识份子自恋狂，常碟碟不休到令我厌烦。然而，同样是多言多语，《Closer》的恰到好处，拿捏得体，让我肃然起敬。

我愿意把《Closer》说成是一部处理资产阶级生活的影片。不错，四名主角，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只有医生拉里。艾丽斯是脱衣舞女，丹和安娜是艺术家。然而，在这里，衣食冷暖不是问题，困顿潦倒不是问题，一切经济的社会的，都不是问题。真正成问题的，是人的内心。影片在一个四平八稳的理想客观空间里，用极为单纯的方式处理内心。这种表面波澜不惊，内心危机四伏，是很资产阶级生活化的。往前推溯，有《包法利夫人》和《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讲了法国七月王朝时期，一个沉沦于俗常婚姻的外省女文青女小资，对人生的幻想及其破灭。衣食无忧，生活平稳的包法利夫人，她的悲剧是一次人类内心的灾难，正如《Closer》中的嫉妒、疯狂、痛苦、背叛……内心的灾难，会比肉体的灾难更不重要吗？如何解释，每年自杀者中，吃饱穿暖的远多于赤贫者？萨特说：他人即地狱。每个人的内心，又何尝不是地狱。青年作家乔叶，2006年写过一篇很闷骚的小说，叫《打火机》。我对其中一句印象深刻：“她终于明白，原来她的心，依然是个动物园。这些年她之所以得以安静，只是因为那些兽一直在冬眠，它们都没有死。” 《Closer》简言之，讲的就是2对男女内心动物园的故事。

超现实主义导演路易斯·布努艾尔拍过有名的《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讽刺得高明，但是再高明，仍只是讽刺。一位知识分子朋友，某次强烈抨击知识分子们又爱名又爱利，旁人突然问：那么你呢？他讪讪一笑：我也是这样。是的，讽刺只在一种情况下合法：那就是我们将自己置身事外。然而，我们真的能置身事外吗？我们真的那么干净纯洁，有资格对着别人的道德缺陷指指戳戳吗？早在150年前，福楼拜就明确表态了，他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

所以，我更爱置身事内的姿态。要么让讽刺变为自嘲，那是一种更为高级的幽默；要么，上升为悲悯。卫道士作风，不能根本解决人类的道德困境。

当然，艺术从来不是为着解决问题。《Closer》亦只是描述，高下之分，只是深浅区别。是啊，粮食问题都那么难解决，何况远为复杂的人类内心呢。

虹影《饥饿的女儿》，写得真好。读完激动，在MSN上逮人交流，逮了两位男士，第一句话居然不约而同是：“虹影？她的胸很大呀。o 《饥饿的女儿》……呃 ，没读过。”可见，一位女作家艳名太甚，不是什么好事。张爱玲写苏青时说，女人和女人是同行。那男人和女人呢？也许，并不存在“女同行”这回事。要么同行，要么女人。男人喜欢林徽因，是喜欢她的女人——她的风情、风趣、风雅。金岳霖晚年回忆，大赞他的徽因了不起，却连伊的代表篇名都记误了。哪需经营什么传世之作，经营一个摇曳生姿的太太客厅，就足够了。相比林的风光，同行而非女人的张爱玲，好不容易遇到个猥琐男胡兰成，却要低眉顺眼，“低到尘埃里去”。这是女作家的可悲，也是女人的可悲。
以前有阵子，喜欢尤瑟纳尔，被追问到底喜欢她什么，我说了句：尤瑟纳尔是作家，而不是女作家。话出了口，连自己都诧异。什么叫女作家呢？大抵就是女性意识，女性视角，比如杜拉斯，比如林白、陈染、海男。在各种当代文学史里，都会单单留一章给女作家，冠之大名：女性主义写作。可是可是，为什么没有“男性主义”？例如作家里的朱文、导演里的姜文，完完全全可被称为“男性主义”，前者骚动、意淫、准中年荷尔蒙，后者则故作大男人，打野鸭一打一个准，搞女人也一搞一个准。
我认为，更不偏见的二分法（如果有必要二分的话），应该是“性别意识模糊的写作”VS“性别意识强烈的写作”，而非“文学”VS“女性文学”。林白在文学成就上，把陈染和海男甩开不知几条横马路了，却因了“女性主义”的标签，和后两者在当代文学史里捆绑叫卖。标签，往往不是荣耀，而是不够荣耀。记得那时千岛湖，八零后们和老作家们吵架，八零后力争他们每个人都是风格独特的。老作家就发话了：你们猴子看猴子，会觉得这只那只地不同；我们人看你们猴子，却觉得差不多。女作家，大抵也是猴子。这只与那只的区别，并不见得重要，往“女性主义”的笼子里一关，就可以在笼子外面竖标牌了。
回到虹影。记得七八年前，第一次见朱老师大可，就听他大赞《饥饿的女儿》。可惜当时被卫慧之流的所谓女性倒足味道，因而搁置。前几天读了，激动得要死，觉得如果自己是男人，或许就爱上虹影了。女作家的作品，很少让我激动得要死的（或许因为是同行？），但这一本，真真切切地好。像我这样把自己裹得很严实的，突然见到一个人，掏心掏肺，还把那掏出的心肺，一一摆在我面前。那晕眩，真是受不了!《K》也好。有了《饥饿的女儿》和《K》的虹影，大可以歇笔去享受名声。可惜了她后来一堆乱七八糟的文字。王安忆和余华，也是差不多情况。除了名利考虑，也或许因为，一位状态职业的小说家，是无法忍受自己不写作的。写作，是职业小说家最最基本的生活状态。可又有多少人，能在晚年来一本《霍乱时期的爱情》呢。
PS，非常奇怪法国人为什么不喜欢虹影，难道他们没觉得，《饥饿的女儿》和杜拉斯的早期优秀作品《抵挡太平洋的坻坝》，实在像得很嘛。

读《她们》

阿一

赤裸裸的人生真相，总是让人难以承受的吧？

阅读任晓雯的长篇小说新作《她们》，就是这样的一种强烈震荡。《她们》中各色人等的存在，无一不是伤痕累累，无一不是千疮百孔。在作者节制、冷静而又极端写实的笔墨之下，现实人生的惨酷，人性的复杂与灰色，格外地扎眼，格外地惊心动魄。

我愿意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将《她们》视为现实主义之作。《她们》所建构的小说世界，是对现实生活的忠实重构。所谓“忠实”，就是呈现生活的泥沙俱下，就是包容人性的复杂含混，就是敢于直面现实中最渺小、卑微、阴暗的部分。当然，没有人能够对生活进行全面、冷静的观察，即便是我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一知半解。但是，《她们》显示出了作者无限度地趋近生活的诚实态度，所以我以为，《她们》是我们这个缺乏耐心、草率仓促的时代中，尚不多见的优秀之作。

作者趋近生活、包容生活的态度，首先从小说的结构上便可见一斑。小说共八章，各章冠以一位女性的名字。（其中，张秀红/秀姨两章，是同一人物的“两世为人”）这种结构方式，类似于国史编撰中的纪传体。纪传体以人为纲，以事系人，同一事件，有可能分散于其他人物传记之中。所以，各章虽是一位女性的正传（第六章“钱一男”算是例外，钱一男没有传记，只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洁癖，早在第二章“钱爱娣”中已经附带完成；而她的洁癖，基本上是为了衬托刻画其弟弟钱惜人），但其完整故事与经历，却需以“互见”的方式打通整篇。应该说，这一结构本身，对应了我们对生活的直观感受：生活是绵延时间之流中的点点碎片，有的人来了又走了，也许有后文，也许旋入未知；而我们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难解难分，既相互疏离，又相互联系，只能部分知道，无法全面了解。她们，他们，也即我们的生活，一切彼此相依。这种彼此勾联的结构，特别象征着人生。除非死亡来临，一切都不能盖棺论定，所以每个人的故事，只有暂时的休止，罕见高潮。《她们》的最后一章“董小洁”，引出了第一章乐慧的早期恋人沈立军，尽管此时的沈立军已经认不出乐慧了，他们还是在雪夜中各怀心事地紧紧拥抱。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巧妙的结束作品的方式，也是一个不得已的结束方式。故事虽然合围，生活却还在继续。无疑，他们的故事，还没完呢。

就像支离破碎的生活本身一样，我们也很难用一句话、甚或一段话来概括《她们》的内容与主题。表面看起来，小说写的是七位女性，但与此同时，作者也放笔写了这些女性身边的男性，“他们”在作品中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她们”。而他们与她们的关系，彼此间的偎依、爱抚、交易、背叛、抛弃、欺骗、算计……不就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吗？《她们》中的人物，大多鲜活生动，似乎伸手可触；即便匆匆过场，也是眉眼传神的。他们的面目异常清晰，内心的脉动却又不是那么的一览无余。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不幸，不幸的原因又各各不同，或关乎物质的丰盈与匮乏，或挣扎于欲望的受阻与泛滥。

可以说，代表原始生命能量的性欲，在小说中得到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探究。同是青少年时代遭遇性挫折，沈立军从母亲的叔嫂乱伦中，发展出了日后的处女情节；如果说乐鹏程对养女乐慧的性侵犯，以及丧偶后与发廊妹杨娟娟的性交易，呼应了他中学时代梦中情人吴小妮的自杀身亡，以及革命小将吴娟的性掠夺，乐鹏程随后的性追逐，则像是坐上了“滑梯”，被惯性甩得身不由己。在“他们”的生活中，性，是他们肉体的欲望，也是公开叫卖的商品。毒贩毛头说“她们就是副器官，没意思了就在套子上换口味”；在风流才子、教授商人金亮伟的眼中，女人是生活的点缀，是个人魅力的证明，金钱则是情人与妻子之间的安全屏障，至于这个女人是不是妻妹，有什么要紧的呢？而性之于“她们”，有着更多的历史维度。钱赵氏的性，是为了生下男丁，栓住男人。钱爱娣与钱一男姐妹的性恐惧，染上了前现代的禁欲色彩。张秀红的性，是平凡的夫妻信任之道。张美凤与小苹果的性放荡，既是也是被人嫖，嫖别人，金钱与身体的愉悦平起平坐。性爱、性爱，爱在哪里呢？《她们》中最真诚的爱情，发生在乐慧与毛头之间。反讽的是，这场令人心酸动容的爱情故事里面，却偏偏搁不下性的位置！乐慧宁愿在毛头身边自慰，宁愿偷偷找别的男人，也要抗拒毛头的身体。个中原因，作者写得十分含糊。如果不是误读，我愿意将作者的含糊理解为有意为之，因为，想要为我们在性的偏好与选择上找出确定的原因，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尽管如此，《她们》中人物的生存，并非“金钱”与“性”这两个关键词就涵盖得了的。还是回到乐慧与毛头的爱情故事上来。他们相互之间的不忠，丝毫没有减少爱情的强度，反而犹如烈火烹油。毛头在盛怒之下打残乐慧左眼，补偿五十万元，乐慧转身扯碎了支票。毫无疑问，除了金钱与性，这里还存在某种力量。这种力量，应该就是人性中的向善向上之力，是渺小、卑微、阴暗的现实挤压之下我们的另一副面孔，也不是不真实的。

《她们》拒绝泾渭分明的道德判断。作者不是借助道德，而是通过探究人性所有的可能维度来刻画人物。小说中几乎找不出一个彻底的人物来。例如小苹果，这是对传统观念中性工作者形象的颠覆，与逼良为娼、卖身葬父的苦情戏无关，她的家境不错，却幻想自己有一个饱受磨难的童年经历；她喜欢皮肉生涯，也兴致勃勃地消费男妓，牢牢抓住物质带给她的安全感。小苹果自主选择了自己生活，目标明确，“赚钱，去泰国！人生有了目标，才有奔头”，庸俗是庸俗，却也是健康的。再如乐鹏程，这个人平庸、软弱、猥琐，居然有脸觉得自己“与贾宝玉有几分相投，一样白白净净，斯文阴柔，风流多情”。我不喜欢他，却无法憎恶他。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作者竟然可以反手画出乐慧与他相依为命的复杂感情。他回乡祭亲，乡下“黑得不见影儿，前后不着道”，突如其来的“迷路”的感觉击中了他，他拨通电话，希望老了孤单了，秀姨能够考虑嫁给他。我相信，正是这一瞬间的真诚，拉进了我们与乐鹏程的距离。而秀姨与何明，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何明欺骗了秀姨吗？可他是那么的温和、体贴、进退有礼。曾经凭着姿色、择男有道的芳芳，最后皈依天主，在教堂做义工，看见她“有些发胖了，头发乱乱的”，竟让人莫名其妙地觉得惋惜。还有张美凤，她的人生意义，似乎只为了压过姐姐张秀红，就算离婚，也不能让她张秀红占了先！但是我们看她办理离婚手续，抢白街道干部的劝和后，小说这样写道：“她大踏步往前走，耳朵里都是街道干部的声音。其实那声音挺慈祥。张美凤觉得透不过气，大口喘了几下，居然眼泪喘出来。”就算是最最自私、自虐兼虐人的钱惜人，坐在钱堆上，频繁换女人，和她们做爱，让她们不停说话，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耳朵不再寂寞。

任晓雯曾经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昭示人类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越是上升，就越是模糊。作者需要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看一件事情的不同侧面，也需要对创造出的每个人物，给予相等的同情和理解。”（《飞毯·小说笔记七则》）正是这种同情与理解的态度，使得《她们》中的人物，具备了人性的深度和复杂。由于《她们》的笔触，大多停驻在人性的灰色地带，冷静地传达出人生的无奈和悲凉，虽有稀薄的希望与温暖，微弱的向善与向上，小说的基调是阴郁惨酷的。也许，文学的本质，我们一直所期待的文学，就该是这样一种直面人生的勇气吧。

《她们》描写的重心，是“后文革”时代的三十年，不过，如果从最年长的人物钱爱娣算起，时间长度跨越了五十年；由于作者还写了钱爱娣的母亲钱赵氏，所以这个跨度还得上推约二十年。这样长的时间跨度，容易让人误会小说是一部时代变迁中个人命运的沉浮史。虽然时代变迁，或多或少在人物命运中留下了痕迹，但作者还是审慎地让时代隐身为远景，人性挺立于前台。毕竟，人是时代的背负者，而不是时代的传声筒，认识时代，并不能代替我们认识自身。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同时，也是余华《兄弟》、贾樟柯《站台》的失败之处。

关于《她们》，作者自言：“我感兴趣的是人性在庞大的现实面前，是如何被压抑、改变乃至扭曲的——尤其是在这个看似盛世的无物之阵中。” （《飞毯·倒叙》）不过，我愿意摘掉“看似盛世”这个时间限定词。无物之阵，无时无之。

年龄与创作实绩并无必然联系，这是七0后作家任晓雯再一次提醒我们注意的事实。单从文字论，《她们》的老实、干净、洗练、准确，就足以令许多成名作家汗颜的了。

她们就是我们

——读任晓雯长篇小说《她们》

桑克

304页的小说，只用了一天一夜，就读完了。我本想一天读一章的，哪里知道端在手里就无法放下，仿佛魑魅的异象瞬间攫取了我的魂魄。我不能入睡。站在阳台的窗口，临着凄冷的夏风，我满脑子都是《她们》之中的男男女女。乐慧、钱爱娣、张秀红、董小洁。我的心潮起伏不定，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小说之中的阴冷，也许因为里面的温暖过于短暂，而空虚和孤单却是漫无边际。我浑身发冷，仿佛现在不是盛夏而是严冬，仿佛我从来没有享受过快乐。我沉浸在恐惧之中，几乎忘记叙事，忘记语言，只有一个一个人物在眼前晃来晃去。乐慧谦卑的爱恋，张美凤嫉妒的火焰，她们的举止仿佛我们身边的某人。而钱惜人的冷血，钱一男的洁癖也都是常见的，只不过在小说之中因为更加集中或极端而具有强烈的效果。如果任晓雯细致地描绘钱惜人的虐猫场面，想必是毛骨悚然的。但她的节制使她没有这么做。这可能就是她留给我们的一点生存下去的勇气。

小说之中的人物悲欢来自于物质的丰盈与匮乏，来自于复杂的性心理，男的，女的，有谁是值得信任的呢。不论夫妻，不论母女或者父女，不论姐妹，不论情人，都是让人不能相信的。没有安全感，没有未来。而且转过脸来，每个人都似乎有着另外的人生。其实，他们的内心从来都不是分裂的，而是自有合理的逻辑，只是没有显示出来的机会而已。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倾向，在这些人面前显示出来的面目，并不显示于那些人的面前。所以才有谎言，所以才有阴暗的显示。而这些不是上海独有的，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人——而且只是人所独有的，这或许就是文学的目的——剖析人性。人性或许就是阴暗的，只有后天的克制才使它们看起来好那么一点。读者当然可以埋怨任晓雯的苛刻，当然可以埋怨任晓雯的残酷，但是她——以我看来——还是比较温馨的。因为她自己在msn上对我说过：现在社会里发生的那么多事情，绝对比我自己在书房里编的更精彩。而我觉得，社会的精彩几乎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力，它的超现实性，它的荒谬性，它的戏剧性与隐喻性，只能用匪夷所思和哭笑不得显示。所以对小说家或者诗人来说，挑战与考验就更厉害了，它不仅要求意识的更新，也要求灵魂的容量与技术的更新。

我知道任晓雯原来的东西是比较晦涩的，比较重视形式。这并不是说她现在不重视形式，只不过原来的那种形式比较明显，而现在的形式比较隐晦而已。她的分章结构，是以一个人物为核心，然后将其他人物聚拢而来。而且彼此自然呼应。我看出了她的严谨，所以毛病并不好挑。语言几乎是摇身一变的。流畅，平白，微蕴其他的含义。任晓雯谦虚地问我是不是进步了。我说不是进步而是转变。如果不是因为之前的《飞毯》，谁能相信她的这种转变呢？这种转变的训练经过了一些什么呢？也许只能从写了九稿这个事情上看出一些端倪吧。小说形式本是各式各样的，任晓雯固守叙事的传统，但又做出自己精心的规划。她的语言是细腻的，但是又是冷静的。她是冷静的，但不是冷血的。虽然她的温暖都太短暂了。沈立军和乐慧最后的拥抱或许是最长的了，因为“俩人紧搂在一起”是全书的最后一句。所以我就妄想他们是永远地搂在一起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说：“一日长于百年，拥抱无止无终”，而《霍乱时期的爱情》里，船长问弗罗伦蒂诺·阿里沙来来往往航行到什么时候，“‘一生一世。’他说。”这是《霍乱时期的爱情》全书的最后一句。

可怜的是沈立军并没有认出中学时代的恋人乐慧，只是觉得面前的这张脸比较亲切而已。此时的乐慧已经沦落到比流莺还要悲惨的境地。如果她接受毛头的五十万元支票就不会这么悲惨吧？即使如此，恐怕也难以改变。如果仅仅是因为钱的力量，那么任晓雯就不会写这篇小说。钱惜人不是有钱吗？他的痛苦或许比乐慧还深。老实巴交就能平安吗？乐鹏程的猥琐与快乐给自己的，给别人的，又是什么呢？我不想谴责他。任晓雯也没有，她只是精确地把这个人的骨头描画出来。任晓雯的笔力不仅能写年纪相仿的女性，也能写各种年龄的女性，这是她所擅长的。而小说之中的男性，她也是入木三分的。这可能是得自于她的观察和经验。乐鹏程、沈立军、金亮伟、毛头、六子、何明也都是生动的，活的，他们其实都是正常的，可是又都是不正常的。犹如我们。可是谁愿意把这矛盾和盘托出让自己不高兴呢？作家正是要把这些人生的矛盾拖出来示众：瞧瞧，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瞧瞧，这就是我们的嘴脸。所以这小说不仅可以叫《她们》，也可以叫《我们》。

任晓雯真的不是我们原来认识的那个伶俐的穿着吊带夏装的小姑娘蚊子了。她已经成为职业的小说家，而且是非常成熟的。所以我的这些文字不过是一些杂乱的感想而已，只是一个老朋友的吆喝而已。这篇小说确实好看。我希望有闲钱的读者都能买一本读读，或许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的生活，有助于认识自己以及周围的人，至少它可以陪伴我们打发漫长的黑夜。和小说中的悲痛对比，我们的悲痛又算得了什么呢？还是好好活下去，就像《她们》中小苹果说的“赚钱，去泰国！人生有了目标，才有奔头。”这可能恰好可以治疗我的虚无症吧。

2008.7.11.